改革开放前中国城市生活的一些回忆
改革开放前，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如何，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恐怕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当然由于各自的价值观不同，有人认为那是一个恐怖故事，充满了迫害饥饿等等，而有的则以一种理想主义甚至多少有些革命浪漫主义的眼光来看待那个时代。但是生活就是生活，无论处于什么时代何种社会环境，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来说，油盐柴米酱醋茶永远是我们生活的主旋律，即使是在那个所谓政治挂帅的疯狂时代也不例外。那么那个时代，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是怎么过的呢？
如果问今天80、90后的中国人，生活中什么最重要，大概十之八九都会回答，钱最重要。但是如果问70年代的中国人，生活中什么最重要，大概99%都会回答，票券最重要。在改革开放前，普通中国人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都由国家按照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标准定量供应，票券就是供应凭证，它直接关系到每个人每个月可以吃多少米多少肉多少油，可以用多少肥皂甚至抽什么烟喝多少酒，换句话说，在当时可以用钱买到的东西几乎都要票券，有钱没有票券很多主要的生活必需品就无法获得，在某种意义上，人民币甚至可以说是票券的一种补充。大体上说，当时的票券分为2种，一种是粮票，主要用来购买粮食以及粮食制品，粮票又分为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2种，前者由各省市自治区发行，只能在当地使用。后者由国家发行，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使用；一种是购物券，主要用于购买各种日用消费品，比如肉、布、燃油，煤球等等等等。不同的地区，粮票和购物券发放的标准不太一样，比如边疆地区要比内地多一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行业发放的标准也不一样，比如在粮食定量上，高中生要比初中生多一点，在岗工人要比脱产干部多一点……因此，当时普通中国人家里一般都有“三本”，一是粮本，二是购物本，如果是全民或者集体所有制的职工，那还有一个医疗本。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有3种关系，一，户口关系，二，粮食关系，三，组织关系，这3种关系伴随了当时普通中国人的一生，而尤以前2种关系最为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在计划体制下，你能从国家那里获得多少生活必需品和工业制成品，比如自行车。因此，在改革开放前，票券可以说是绝大部分中国人家里最重要的东西。
衣
在色彩上，“灰蓝白黑（青）绿”的确是当时中国人衣着的主色彩，大体上说穿灰色的以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为多，蓝、白色以工人、普通机关干部和学生为多，黑（青）色以农民为多，绿色则是军人的专用色彩。因此从当时人们的穿着的色调和样式，你大体都可以判断出他们各自的职业甚至等级，比如穿带4个兜军装的就是军官，2个兜的就是战士。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衣着无论在色彩还是在款式上可选择的余地都不多，以至于以后有一部名叫《街上流行红裙子》的电影来反映当时中国人在衣着方面的变化。而在当时，父亲的衣服改给儿子穿，老大穿剩给老二，老二再传给老三的现象在当时的中国家庭不是少数。本人就因为在家中兄弟里非常走运地位于末席，有时候新衣服对于我来说只是过年时的一双球鞋。对于现在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各种款式和面料的校服差不多已经成为时尚的一部分。而改革开放前，中小学生最标准的服装是什么呢？高年级的学生一般穿仿65式军服，这在当时是一种时尚。而对于中低年级的学生平时着装没有特别规定，但是在重大集会和一些集体活动中，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红领巾（或者红袖套）则是标准着装，当时衣服的面料主要是以化纤为主。至于鞋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布鞋解放鞋还有球鞋是大部分中国人最常穿的，当然也有皮鞋，但是很多人一般都是在有什么活动时候才穿皮鞋，而对于很多工人来说，作为劳保的黄色翻毛大皮鞋则四季不离脚。不过，在我记忆里，鞋子好像是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几种不需要购物券的商品。
食
说到食，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城镇人口每个月吃多少吃什么事实上是由国家规定的。粮食分为主粮和杂粮，按照职业和年龄的不同每个人每月可购若干斤，同样食用植物油也是按照定量供应，粮食和植物油都由国营粮店供应。而动物性油脂，比如猪油则归入副食品， 用肉票按定量购买，当然购买猪肉牛肉也要用肉票。当时普通中国城镇家庭用的燃料一般是煤球以及煤油，这两样同样是定量凭票供应。在生活必需品中，我记得只有酱油，醋，茶叶还有盐以及一些调味品不需要票券，而象烟（主要是过滤嘴香烟），酒，糖等都需要票券，而出售这些商品的大到综合性商场小到2、3个人的小卖部几乎都是全民或者集体所有制。在当时中国很多家庭，水果糖一般都是用铁皮或者玻璃罐子装起来放在最不容易被拿到的地方，只有等到每天吃完饭，或者有客人来，或者在学校受到表彰才能从那个神秘的罐子里面得到一个小小的幸福，而在当时那个神秘的罐子不知道勾起了多少小孩子的犯罪欲望。顺便说一句，糖在当时是定量供应，但是准备结婚的人可以凭结婚证得到额外的供应。而在副食品里面，鸡鸭和鱼不需要购物券，但对于普通中国家庭来说，鸡鸭一般是婚嫁等喜事以及象春节这样重大的节日才上饭桌的，而鱼主要是靠自然生长捕捞，所以有一定的季节性，也不是四季都能吃得到的，但是那时候的价格却很便宜，比如抗浪鱼，我记得曾经就在0.5元到1元每公斤之间。由于当时没有农贸自由市场，城镇居民消费的蔬菜则是由国营菜站供应，主要是一些季节性蔬菜，价格写在一个牌子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当时大多数普通中国家庭，吃饱是最重要的要求，加之物资供应贫乏，所以当时城市中饭店酒楼很少，所谓的饭店也主要是卖一些诸如面条米线之类的杂粮食品为主，当然在一些饭馆也卖酒水炒菜，但是大多数居民很少去那里消费，而且在饭馆里面吃饭，如果没有粮票，那些铁面无私的营业员是不会给你一个米粒的，不过当时的物价却非常便宜，一碗米线或者面条，2两粮票0.05元到0.15元之间。
住
在改革开放前， 普通城镇居民（至少就我所知道的周边人群）几乎都做到了居者有其屋。当时城镇几乎所有的住房都是公房，公房大体分为2种，一种是由单位自行建造的或者产权属于该单位的公有住房，房屋分配权由单位掌握，居住者都是该单位的职工和家属，房租水电费等由单位收取，日常维护管理也由单位负责，这种住房一般都是单元楼或者筒子楼，卫生以及居住条件相对较好。另一种则是散布城区各街道的公有房。这些房屋一般是解放后公有化的产物，比如有的是原地主官僚和资本家的住宅，房屋的分配权由房管局（所）掌握，主要分配给没有单位自建房的职工以及所有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之外的城镇人口，房屋的日常管理和维护也由房管局（所）负责。这些房屋一般是平房或者大杂院，居住条件也较差，往往是一家几口人共居一室（本人就在大杂院里面住过非常快乐的几年），而且卫生条件也较差，往往是一条街的居民公用一个或者两个左右的公共厕所，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然而那时的居民却觉得没有什么不正常。但是不管怎样，那时候的房租水电等费用却真的非常便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对于一些鳏寡孤独的五保户，这些费用甚至全免。这种居者有其屋的政策甚至惠及两劳人员，当时两劳人员释放回归社会，如果没有住房，在派出所上了户口到粮食局上了粮食关系，再由街道出个证明就可以到房管局（所）申请分配间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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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改革开放前，普通中国百姓的出行方式主要依靠自行车，公交车和火车轮船。在市内出行一般依靠自行车或者公交车，当时在很多中小城市包括一些省会大城市都没有出租车，更别说私家车。公交车又分为燃油汽车和电车，不过有一段时期中国可能燃油供应紧张，很多城市的燃油公交车都改装成燃气，即在公交车的车顶加装一个巨大的气囊，里面灌注天然气或者煤气作为燃料，当时成都很多公交车就做了改装，看起来非常威风。在那个时候，公交车的票价也非常便宜，票价实行分段收费，即在2至3站之内是2分钱，2至3站以外在此基础上加收一定的票款，但我记得一般最高的票价不超过0.2元，而月票大概成人是每月5元，而少年儿童则是每月3元，月票也分为2种，一种是可以乘坐所有线路的公交车，另一种则是限乘某些线路和区间的公交车。说到行，当然不能不提自行车，自行车是当时中国普通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工具，拥有一辆“永久”“凤凰”或者“飞鸽”牌自行车几乎是当时每个中国人最炙热的向往，有一辆新“永久”“凤凰”或者“飞鸽”牌自行车的自豪感绝不输于今天有一辆奔驰或者宝马。和绝大多数商品一样，购买自行车也是要票的，不过这种购物券与其他购物券不同的是它的发放不是全民性质的，它带有某种福利和奖励色彩。购买自行车的票一般发放到各单位（好像是由商业局负责发放），再由各单位以抽签或者奖励劳模先进工作者的方式分配，那些单位上没有分配到票或者没有抽到票的人就只能非常羡慕的看着那些幸运儿往自己家里推“凤凰”了。当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是代表中国家庭富裕程度和社会地位的标志性物品，甚至在很长时间内，自行车盗窃案都属于比较严重的犯罪，类似今天的汽车盗窃案。而火车轮船以及长途客车则是当时普通中国人城际出行的主要方式。乘坐飞机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政治地位和行政级别的象征，而非财富的象征。我记得原则上只有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凭单位介绍信才可以乘坐飞机，以至于有一次我父亲因为紧急军务乘坐了一次军用飞机，我就在小伙伴面前炫耀了好几天，这在今天是看来非常可笑的。因此，火车就成为当时普通中国人长途旅行的最主要出行方式。和今天一样，当时火车也分为硬座，硬铺和软卧三种，不同的是坐软卧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同样是一种政治地位和行政级别的象征，原则上能坐软卧的也同样只有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有一次，我坐火车无意中闯入了软卧车厢于是被乘务员象对待地主崽子一样赶了出来，于是恶毒地发誓有一天“老子也要坐一把”，多年以后夙愿得尝，却发现不过尔尔。至于轮船主要是沿江和内海周边人们的出行工具，和飞机，火车一样，轮船2等舱以上同样体现出当时中国社会特有等级制度。当然长途客车可能是当时最平民化也最平等的长途交通工具。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机动车大概可以主要分为客运汽车，货运汽车和公车三种。客运汽车主要就是那种象大面包似的客车。货运汽车则多数都是解放牌的，就是雷锋开的那种。而公车分为2种，一种主要是北京212吉普，一般为军队公检法等机关的公务车；另一种主要是上海牌轿车，一般为事业单位以及一些大中型企业的公务车。和今天一个科级干部都可能有专车不同的是，当时在中国能够有自己专车的干部理论上一般均为地师级以上，地师级以下的干部可以因为公务调动单位车辆，但是不能专用，比如当时昆明军区属于大军区，而军区机关内我记得除了几位主官和政委有专车外，其他下属职能部门的头儿上下班都只能骑自行车。
（以上只是对于改革开放前，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点点个人回忆。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社会生活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比如物价文革后期与改革开放前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比如公车问题，事实上在文革后期公车管理也没有那么严格了，很多不够级别的官员已经开始把公车专有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记忆模糊甚至淡忘了，因此文中叙述的部分肯定有错误的地方，但是基于自我的记忆以及行文的方便，我以一种静态的方式来描述那段时光，并不是说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前都是一直处于我所说的状态，而且由于当时中国事实上处于一种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因此本人对于当时农村以及农民的生活状态知之甚少，因此所叙述的基本上都在我在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的所见所闻，片面也就在所难免，望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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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如何，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恐怕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当然由于各自的价值观不同，有人认为那是一个恐怖故事，充满了迫害饥饿等等，而有的则以一种理想主义甚至多少有些革命浪漫主义的眼光来看待那个时代。但是生活就是生活，无论处于什么时代何种社会环境，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来说，油盐柴米酱醋茶永远是我们生活的主旋律，即使是在那个所谓政治挂帅的疯狂时代也不例外。那么那个时代，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是怎么过的呢？
如果问今天80、90后的中国人，生活中什么最重要，大概十之八九都会回答，钱最重要。但是如果问70年代的中国人，生活中什么最重要，大概99%都会回答，票券最重要。在改革开放前，普通中国人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都由国家按照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标准定量供应，票券就是供应凭证，它直接关系到每个人每个月可以吃多少米多少肉多少油，可以用多少肥皂甚至抽什么烟喝多少酒，换句话说，在当时可以用钱买到的东西几乎都要票券，有钱没有票券很多主要的生活必需品就无法获得，在某种意义上，人民币甚至可以说是票券的一种补充。大体上说，当时的票券分为2种，一种是粮票，主要用来购买粮食以及粮食制品，粮票又分为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2种，前者由各省市自治区发行，只能在当地使用。后者由国家发行，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使用；一种是购物券，主要用于购买各种日用消费品，比如肉、布、燃油，煤球等等等等。不同的地区，粮票和购物券发放的标准不太一样，比如边疆地区要比内地多一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行业发放的标准也不一样，比如在粮食定量上，高中生要比初中生多一点，在岗工人要比脱产干部多一点……因此，当时普通中国人家里一般都有“三本”，一是粮本，二是购物本，如果是全民或者集体所有制的职工，那还有一个医疗本。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有3种关系，一，户口关系，二，粮食关系，三，组织关系，这3种关系伴随了当时普通中国人的一生，而尤以前2种关系最为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在计划体制下，你能从国家那里获得多少生活必需品和工业制成品，比如自行车。因此，在改革开放前，票券可以说是绝大部分中国人家里最重要的东西。
衣
在色彩上，“灰蓝白黑（青）绿”的确是当时中国人衣着的主色彩，大体上说穿灰色的以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为多，蓝、白色以工人、普通机关干部和学生为多，黑（青）色以农民为多，绿色则是军人的专用色彩。因此从当时人们的穿着的色调和样式，你大体都可以判断出他们各自的职业甚至等级，比如穿带4个兜军装的就是军官，2个兜的就是战士。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衣着无论在色彩还是在款式上可选择的余地都不多，以至于以后有一部名叫《街上流行红裙子》的电影来反映当时中国人在衣着方面的变化。而在当时，父亲的衣服改给儿子穿，老大穿剩给老二，老二再传给老三的现象在当时的中国家庭不是少数。本人就因为在家中兄弟里非常走运地位于末席，有时候新衣服对于我来说只是过年时的一双球鞋。对于现在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各种款式和面料的校服差不多已经成为时尚的一部分。而改革开放前，中小学生最标准的服装是什么呢？高年级的学生一般穿仿65式军服，这在当时是一种时尚。而对于中低年级的学生平时着装没有特别规定，但是在重大集会和一些集体活动中，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红领巾（或者红袖套）则是标准着装，当时衣服的面料主要是以化纤为主。至于鞋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布鞋解放鞋还有球鞋是大部分中国人最常穿的，当然也有皮鞋，但是很多人一般都是在有什么活动时候才穿皮鞋，而对于很多工人来说，作为劳保的黄色翻毛大皮鞋则四季不离脚。不过，在我记忆里，鞋子好像是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几种不需要购物券的商品。
食
说到食，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城镇人口每个月吃多少吃什么事实上是由国家规定的。粮食分为主粮和杂粮，按照职业和年龄的不同每个人每月可购若干斤，同样食用植物油也是按照定量供应，粮食和植物油都由国营粮店供应。而动物性油脂，比如猪油则归入副食品， 用肉票按定量购买，当然购买猪肉牛肉也要用肉票。当时普通中国城镇家庭用的燃料一般是煤球以及煤油，这两样同样是定量凭票供应。在生活必需品中，我记得只有酱油，醋，茶叶还有盐以及一些调味品不需要票券，而象烟（主要是过滤嘴香烟），酒，糖等都需要票券，而出售这些商品的大到综合性商场小到2、3个人的小卖部几乎都是全民或者集体所有制。在当时中国很多家庭，水果糖一般都是用铁皮或者玻璃罐子装起来放在最不容易被拿到的地方，只有等到每天吃完饭，或者有客人来，或者在学校受到表彰才能从那个神秘的罐子里面得到一个小小的幸福，而在当时那个神秘的罐子不知道勾起了多少小孩子的犯罪欲望。顺便说一句，糖在当时是定量供应，但是准备结婚的人可以凭结婚证得到额外的供应。而在副食品里面，鸡鸭和鱼不需要购物券，但对于普通中国家庭来说，鸡鸭一般是婚嫁等喜事以及象春节这样重大的节日才上饭桌的，而鱼主要是靠自然生长捕捞，所以有一定的季节性，也不是四季都能吃得到的，但是那时候的价格却很便宜，比如抗浪鱼，我记得曾经就在0.5元到1元每公斤之间。由于当时没有农贸自由市场，城镇居民消费的蔬菜则是由国营菜站供应，主要是一些季节性蔬菜，价格写在一个牌子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当时大多数普通中国家庭，吃饱是最重要的要求，加之物资供应贫乏，所以当时城市中饭店酒楼很少，所谓的饭店也主要是卖一些诸如面条米线之类的杂粮食品为主，当然在一些饭馆也卖酒水炒菜，但是大多数居民很少去那里消费，而且在饭馆里面吃饭，如果没有粮票，那些铁面无私的营业员是不会给你一个米粒的，不过当时的物价却非常便宜，一碗米线或者面条，2两粮票0.05元到0.15元之间。
住
在改革开放前， 普通城镇居民（至少就我所知道的周边人群）几乎都做到了居者有其屋。当时城镇几乎所有的住房都是公房，公房大体分为2种，一种是由单位自行建造的或者产权属于该单位的公有住房，房屋分配权由单位掌握，居住者都是该单位的职工和家属，房租水电费等由单位收取，日常维护管理也由单位负责，这种住房一般都是单元楼或者筒子楼，卫生以及居住条件相对较好。另一种则是散布城区各街道的公有房。这些房屋一般是解放后公有化的产物，比如有的是原地主官僚和资本家的住宅，房屋的分配权由房管局（所）掌握，主要分配给没有单位自建房的职工以及所有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之外的城镇人口，房屋的日常管理和维护也由房管局（所）负责。这些房屋一般是平房或者大杂院，居住条件也较差，往往是一家几口人共居一室（本人就在大杂院里面住过非常快乐的几年），而且卫生条件也较差，往往是一条街的居民公用一个或者两个左右的公共厕所，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然而那时的居民却觉得没有什么不正常。但是不管怎样，那时候的房租水电等费用却真的非常便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对于一些鳏寡孤独的五保户，这些费用甚至全免。这种居者有其屋的政策甚至惠及两劳人员，当时两劳人员释放回归社会，如果没有住房，在派出所上了户口到粮食局上了粮食关系，再由街道出个证明就可以到房管局（所）申请分配间住房。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行
改革开放前，普通中国百姓的出行方式主要依靠自行车，公交车和火车轮船。在市内出行一般依靠自行车或者公交车，当时在很多中小城市包括一些省会大城市都没有出租车，更别说私家车。公交车又分为燃油汽车和电车，不过有一段时期中国可能燃油供应紧张，很多城市的燃油公交车都改装成燃气，即在公交车的车顶加装一个巨大的气囊，里面灌注天然气或者煤气作为燃料，当时成都很多公交车就做了改装，看起来非常威风。在那个时候，公交车的票价也非常便宜，票价实行分段收费，即在2至3站之内是2分钱，2至3站以外在此基础上加收一定的票款，但我记得一般最高的票价不超过0.2元，而月票大概成人是每月5元，而少年儿童则是每月3元，月票也分为2种，一种是可以乘坐所有线路的公交车，另一种则是限乘某些线路和区间的公交车。说到行，当然不能不提自行车，自行车是当时中国普通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工具，拥有一辆“永久”“凤凰”或者“飞鸽”牌自行车几乎是当时每个中国人最炙热的向往，有一辆新“永久”“凤凰”或者“飞鸽”牌自行车的自豪感绝不输于今天有一辆奔驰或者宝马。和绝大多数商品一样，购买自行车也是要票的，不过这种购物券与其他购物券不同的是它的发放不是全民性质的，它带有某种福利和奖励色彩。购买自行车的票一般发放到各单位（好像是由商业局负责发放），再由各单位以抽签或者奖励劳模先进工作者的方式分配，那些单位上没有分配到票或者没有抽到票的人就只能非常羡慕的看着那些幸运儿往自己家里推“凤凰”了。当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是代表中国家庭富裕程度和社会地位的标志性物品，甚至在很长时间内，自行车盗窃案都属于比较严重的犯罪，类似今天的汽车盗窃案。而火车轮船以及长途客车则是当时普通中国人城际出行的主要方式。乘坐飞机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政治地位和行政级别的象征，而非财富的象征。我记得原则上只有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凭单位介绍信才可以乘坐飞机，以至于有一次我父亲因为紧急军务乘坐了一次军用飞机，我就在小伙伴面前炫耀了好几天，这在今天是看来非常可笑的。因此，火车就成为当时普通中国人长途旅行的最主要出行方式。和今天一样，当时火车也分为硬座，硬铺和软卧三种，不同的是坐软卧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同样是一种政治地位和行政级别的象征，原则上能坐软卧的也同样只有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有一次，我坐火车无意中闯入了软卧车厢于是被乘务员象对待地主崽子一样赶了出来，于是恶毒地发誓有一天“老子也要坐一把”，多年以后夙愿得尝，却发现不过尔尔。至于轮船主要是沿江和内海周边人们的出行工具，和飞机，火车一样，轮船2等舱以上同样体现出当时中国社会特有等级制度。当然长途客车可能是当时最平民化也最平等的长途交通工具。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机动车大概可以主要分为客运汽车，货运汽车和公车三种。客运汽车主要就是那种象大面包似的客车。货运汽车则多数都是解放牌的，就是雷锋开的那种。而公车分为2种，一种主要是北京212吉普，一般为军队公检法等机关的公务车；另一种主要是上海牌轿车，一般为事业单位以及一些大中型企业的公务车。和今天一个科级干部都可能有专车不同的是，当时在中国能够有自己专车的干部理论上一般均为地师级以上，地师级以下的干部可以因为公务调动单位车辆，但是不能专用，比如当时昆明军区属于大军区，而军区机关内我记得除了几位主官和政委有专车外，其他下属职能部门的头儿上下班都只能骑自行车。
（以上只是对于改革开放前，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点点个人回忆。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社会生活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比如物价文革后期与改革开放前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比如公车问题，事实上在文革后期公车管理也没有那么严格了，很多不够级别的官员已经开始把公车专有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记忆模糊甚至淡忘了，因此文中叙述的部分肯定有错误的地方，但是基于自我的记忆以及行文的方便，我以一种静态的方式来描述那段时光，并不是说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前都是一直处于我所说的状态，而且由于当时中国事实上处于一种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因此本人对于当时农村以及农民的生活状态知之甚少，因此所叙述的基本上都在我在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的所见所闻，片面也就在所难免，望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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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20-12-26
改革开放前，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寻求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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