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6-08-31
苏轼传记的一部力作－－评王水照、崔铭《苏轼传》 苏轼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能型”天才，加之伟异卓特的人格魅力，对后世之影响非同一般，因此，有关他的论著也非常之多，其中的传记类著述，据最粗略的统计，现代以来也不下十数种。要说流传较广、较为引人注目的或许要数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该著有张振玉译本和宋碧云译本两种）及曾枣庄先生的《苏轼评传》。林著不失史实大节而假以小说笔法，主观性较强；曾著则多客观性记述，体现出较为严谨的学术性格。2000年1月，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著名宋代文学研究专家王水照先生与其弟子崔铭博士合著的《苏轼传》，可以说，该著兼采林、曾二氏之长，又塑就自己的个性色彩，为苏学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 首先，这是一部规模空前的苏轼传记。以往的此类著述，篇幅不一，少则数千字、几万字，多则如林著《苏东坡传》，约26万字，曾著《苏轼评传》约23万字，而此著竟达45万字，可谓堂庑大开。它前有“引言”，介绍苏轼生长的蜀中人文环境、家庭文化氛围与北宋文化大背景，而意在叙说苏轼孩童时期的生活状况；后有“结束语”，绾合全书，给苏轼以总评。正文分为12章，章题既不采用通常见到的以帝王或帝王年号标示时间递进的方式，也不用一般所说的青年、壮年这类划分人生阶段的字眼，而是按照苏轼生活、思想、创作、性格、艺术成就等发展变化的自然历程，将其曲折而又丰富多彩的一生划分为12年段落，以富于艺术概括力的文字表现出各个生活段落的主旋律，从第一章“奋厉当世雄鹰出”，写苏轼初出茅庐、汴京应试，直到末章“皇天后土同悲悼”，写苏轼从海南北返、辞别人世。每章之下未设节次，而以数量不等的小标题提示出苏轼所经历的主要事件或其行迹、交游，如第一章第一小标题是“阴差阳错，苏轼没能成为这次科考的状元”，第五章“柏台霜气夜凄凄”之第九小标题是“苏轼在御使台差役的押送下，启程前往黄州贬所”等等。全书共设小标题140余个，光看这些小标题，读者即能大体了解苏轼的一生。如果说书后的两个附录列出生平年表之类与同类著作没多少区别，本书的“后记”却有点出人意料。它不是一部著作完成之后作者画蛇添足般的琐事杂记，而是主要考证作者与读者同样感兴趣却又不太清晰的苏轼的容貌、身材问题，这实在是这部煌煌大著画龙点睛的一笔。因此，经过作者的精心设计，全书既提纲挈领，章目分明，又经纬交错，组织严密，犹如一部大交响乐，前有序曲，后有尾声，中间五音繁会而不紊乱，曲终奏雅而有余韵，其框架体系的建构显示出传记作者相当高超的艺术功力。 其次，这是一部优美生动的关于苏轼传记的“信史”，是说书中叙述的种种事件，皆有史料依据，绝不凭空编造。尤其是书中大量引用苏轼自己的文学作品作为证据，这种第一手材料的运用为该著奠定了真实性的基础。即使有些故事出自宋人笔记，未必十分可靠，但这类产生于同时代的遗闻逸事，却仍然保留着真实的时代风气和风俗习惯，在不完全真实的材料中隐含着相对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说它“优美生动”，是说传记作者文笔优雅、流畅，对于苏轼所经历的一切，皆以艺术化的语言，通过对传主与周围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际环境）的关系、人物之间的对白、传主和生活细节与心理活动等的描绘与分析，将传主写“活”，使其形象丰满。上述两个方面，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既“坚持无一事无来历”，又“不主张无一字无来历”，也就是说，在追求某一事件、情节之时、地、人真实性的同时，允许作一些合乎情理的想象与推演（见《后记》）。这或者也可以说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吧，对于传记作品而言，这应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唯其如此，人物传记才能既不失其“真”，给读者以历史的直感，不会变成历史小说或所谓的“戏说”；又能让读者在“感受历史”的心境中看到富于生命活力的人物形象，得到美的享受，而不是干枯的历史资料的排列和堆积。比如，苏轼在黄州时期的生活，内容丰富，可供选择的素材很多，也是本书重点叙述的部分之一，作者截取传主生活中那些最有意义的片段，将其描写得十分精彩，此不妨留待读者诸君参看，这里单说苏轼在密州任所的一段生活吧。过去某些著作只讲苏轼在密州如何勤政爱民、为民请命，如何带领百姓灭蝗、抗旱，又创作了多少重要作品等，虽然符合史实，却总觉得只是史料而已。本书自然也写到这些，但除此之外，作者还写了苏轼请任密州的因由；密州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生活状况与杭州的巨大反差；苏轼心境的落寞乃至沮丧；他又如何重读《庄子》，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心态面对并接纳密州的生活；还谈到他的创作尤其是词作怎样迈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等等。作者依托史料将这些故事串连起来，虽然文字不多，篇幅不长，读者却不仅从中认识了历史，而且也透过时间的长廊，感知到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的存在，体察到传主人生阶段上又一次重要的转折与变化。看来，传记作者的创作原则确实收到了颇佳的效果。 第三，传记著作不仅要叙说历史，重现那尘封雾蒙的往事与人物，使之活灵活现起来，而且还应站在当今的时代高度，用睿智的理性和哲人的目光审视那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对其作了科学而公正的裁决。在这一方面，该书也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其中处理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便是一例。众所周知，苏、王在变法问题上，在政治立场上，有着尖锐的对立和巨大的分歧，而两人又有私交。当然，如果对近千年来聚讼纷纭的王安石变法及围绕变法问题而产生的苏、王之间的是非恩怨进行详尽的铺写和评判，并非本书所能担当而且也不必担当。因为，尽管从根本上说，由于变法影响了苏轼的大半生，但苏、王关系毕竟只是苏轼生活道路上的一段插曲。话又说回来，如果不对当时复杂的政局及苏、王二人的个性、经历、思想方式以至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与各自的出处进退所带来的心态变化等各种情况进行客观而冷静的分析，而是凭感情用事，褒贬失当，也很难得出稳妥的结论。尤其是对王安石，自宋代以来的不少作品甚至将其写成十足的坏人，显然极不公允。而苏轼作为本书的传主，如果作者厚爱有加，不谨慎从事，也容易出现偏颇。但作者较好地把握了分寸，调整了思路，即不过多地纠缠变法问题本身，而侧重从人格精神的角度叙述他们的离合。因而，书中既写了苏、王二人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表现出的不同的政见之争、深刻的矛盾对立，也写了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历经宦海风波之后友谊的日益笃厚。苏、王金陵相会的一幕及互相切磋学问、谈论国政的情景都是相当感人的。作者认为，他们当年的争执皆出以公心，并非个人恩怨；他们都具有伟大的人格与渊博的学养；王安石是时代的伟人、真正的政治家，等等，这些观点具有“当代意识”，且评价不算过分。至于苏轼本人，通过作者纵横捭阖的剖析与描绘，其现世性与超越性交融在一起的智者形象盖已深入读者心中。本书题名全称为《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苏轼传》，大概意在说明：传主真实的一生，已经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人生模式与文化性格，而这也正是苏轼与历代读者建立起来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的原由，苏轼的意义和价值远远超过了其个体本身。以上例证，也表明传记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注意提升本书的学术品位。 但是，不能说该著没有可挑剔之处。比如，说“现存苏轼词集表明，他从通判杭州开始填词”就值得商榷。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实，苏轼在任职杭州通判即37岁时已有词作问世，换言之，现存苏轼词集中的某些作品，是他通判杭州以前创作的。当然，究竟写了多少篇、是否算作一个创作阶段等问题尚可进一步考辨、讨论，但不应断定苏轼从通判杭州才开始填词。再如，附录一《苏轼生平创作年表》中列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是公元1036年，而在“生平经历”一档列“十二月十九日卯时生于四川眉山……”，其处理方法欠当，起码是不够清楚，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而且与“引言”中谓苏轼生于1037年自相矛盾（按：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即农历丙子十二月十九日，亦即公元1037年1月8日）。又如，书中将年号“景佑”误作“景佑”，人名“石声淮”误作“石淮声”，书名《东坡词编年笺证》误作《东坡诗编年笺证》等，盖因排版、校对不精所致。另外，本书引用作品，多有篇名、题名，引用他人语（如叶燮、陈寅恪语）而不注出处；对白全用现代汉语，而引文采用原文。这种写法是否最好？抑或是为了雅俗共赏，可谈性强？笔者在阅读过程中时有不和谐之感，故而尚存疑惑。此就书中某些观点、史实、文字、写法等方面分别举例以示苛责，供其参考。但无论如何，出现于世纪之交的这部新版《苏轼传》，是一本值得读的好书。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相似回答
